虽然生意流行与生气流行不一定就是一回事，但整体上看，两种说法应是一致的。

如果说《论语》把个人如何打开生活世界中那些最为日常、也最为基本的现象作为自己的目标的话，那么，学习则是其中最为独特、也最为基本的现象，它不能被限定在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上，也不能被限定在学校发生的活动，而是贯穿在生活的全过程，时时刻刻都以不同方式而被遭遇到的最基本现象。教字、學字，皆以会意。

孔子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7]以见学之要者，不在文献典籍，而重在其行。何谓学？学字古代写作學，但學是篆文，晚出，更早的写法作斆（敩）。在这个意义上，正是语言连通了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也连接起印度文化，因为这三种文化同属注重声音及其倾听的声教传统。[35]畅于四肢百体，以至于一团和气、光风霁月，乃至人貌天形。案：《田子方》篇，颜回对孔子说：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

梦见周公对孔子而言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现象，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梦，不是欲望的满足或心理的发泄，孔子能够梦见周公表明的是他能够超越自己所处的现代，把自己送到周公的时代，何止周公，还要进一步上出至尧舜时代。这可以视为在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就已经被普遍同意的思想。但是，钱塘江以南中国的社会组织化程度本来较高，即便经过冲击，也依然有所保留。

相反，广东有更为重大的历史使命：广东完全可以、也应当面对中国的未来，思考如何让自己的秩序更健全，以推动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成熟和扩展。一个最为简捷也最为重要的措施是推进基层城市化进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儒家价值和制度之复兴在钱塘江以南地区也比江南、更比北方强劲。在北方，缺乏社会的控制，官员具有更为强烈的国家忠诚，本身对制度植入没有太大反感。

流动的政府官员要维持地方秩序，不得不与这些基层绅士合作。华夏文明最早形成于北方，尧、舜、禹之活动中心均在今晋东南。

对于民众的抵制，他们也有更多同情，而不愿采取坚定的压制措施。换言之，自发性社会组织约束、引导人们走上了一条在信用网络内共同富裕的社会经济模式。而这种体认，源于广东强大的既有社会组织体系及其对官员的控制。另一方面，一批又一批儒家士君子及儒家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向南迁徙，通常不得不迁入环境较为艰苦之地。

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后，钱塘江以南中国基层社会的这种混合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一个惯例，不仅被民众所习惯，也被当地官员所习惯。事实上，儒家所塑造的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社会，基本上实行私人产权制度，经济活动也是以市场方式组织的。②在此迁移过程中，钱塘江具有特殊地位。其实，纵观各国，也只有在这个最低层级的市，才有可能建立自治性制度。

而在广东，以宗族为代表的自发性社会组织机制得以较为完整的恢复。广东模式的真正价值正在于儒家与现代于相契中共生，广东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应保持足够的文化自觉。

北方自然环境恶化之最显著者，如黄河水患，也非自然因素导致，而是社会组织化程度降低的结果。而且自唐以下，社会日趋平等，贵族门第以次消灭，其聪明优秀及在社会上稍有地位的，既不断因避难南迁。

这一点，在潮汕与客家民系的竞争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对于华夏文明中心转移之此一大势，钱穆先生言：大体上可以说，北方是中国史上前方一个冲激之区（因强寇大敌常在其外），而南方则是中国史上的后方，为退遁之所。20世纪中期，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正式制度取消一切既有的自治性组织的合法性，纵向的国家权力体系向基层社会全面延伸。在钱塘江以南却呈现出相反的趋势，人际间关系网络似乎趋向于紧密。较为重要的是，人们对于这两种制度的价值认同程度较低。立刻可以发现，设立县辖市对于推进基层社会自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今日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恐怕就是基于儒家价值构造现代制度，形成中国的现代秩序：它是中国的，也是现代的。这一点清楚体现了国家权力控制乡村的意图。

在钱塘江以南地区，国家控制体系当然也建立起来了，表面上看，社会治理工作完全由基层官员承担。这种对立在不同地方的表现有所不同。

然而，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社会中就会出现儒家士君子之绝对匮乏。由于这些官员自居于社会之外，因而对于民众的抵制缺乏同情，而倾向于采取压制措施。

传统社会治理的根本特征在于，社会—政府是连续的，双方展开密切的合作，虽然也存在竞争。双方共同构成地方政治生态圈。以宗族为代表的这些自发性社会组织在钱塘江以南中国之村庄享有相当广泛的治理权威，并且拥有足够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同样，70年代中期，钱塘江以南地区的农村自由集贸活动已呈半公开化状态。

城市化也会推动这些地区的服务业迅速成长，这是真正的产业升级。这是另一种违法性合谋。

他们扎下根，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组织。但目前过于促狭的机构设置，不足以吸纳基层社会精英参与社会治理。

党—国体制自上而下系统实施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与中国既有的制度几乎完全相反：废除人们习惯的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据此，北京对中共广东领导层冠以地方主义政治标签，予以批判。

反儒家传统就是在拆现代化的墙角。村的公共生活则几乎消失。深厚的传统抑制了官、民之间的隔阂，让他们可以合谋。而广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乃是因为，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广东历届领导人积极地推进改革开放，具有改革精神。

由此发生了一场史上空前的治理组织替代事件，这就是改造的含义。20世纪中期以来的制度变迁是一次经典的强制制度植入。

西晋灭亡，以王导为代表、原来居住于洛阳及其近旁的上层士族南迁，其组织严密，人数众多，不可或不愿与吴中豪强争锋，乃选择渡过钱塘江，分布于会稽一带。现在看来，这样的违法性合谋行为就是改革精神的一种呈现。

这一惯例促成广东治理架构的一个明显而重大的特征：治理权威向基层倾斜。这固有文明以儒家为根本。